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与毛泽东中央苏区其它调查的比较研究

2023-12-02 10:50


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与毛泽东中央苏区其它调查的比较研究


 


提要: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期间所作的调查目的、调查内容完全相同的一类调查,彰显了军事化与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特殊环境下,中央苏区人民全民皆兵的参军参战、民主追求的阶级性初步实践、生产生活的战时方式以及基层政权的强大执行力。当前中共党史学界对长冈才溪两乡调查评价偏好拔高,但缺失多层面应有的比较与观照。以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为研究基点,将其置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所作其它类型调查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节点和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区别等层面进行分类比较与综合考量,可以更准确地理解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也有利于呈献史学视野中的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新认识、新评价。

关键词: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央苏区;调查研究;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温锐,男,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江西南昌330013)李婷,女,江西科技学院学工处资助科科员。(江西南昌330098)


毛泽东一生重视农村调查,其中以在苏维埃中央革命根据地(以下简称“中央苏区”)时期所作的调查最多、最具代表性。根据毛泽东自己认定的资料,在整个中央苏区时期,他所作的社会调查至少有12个,它们分别是永新、宁冈、寻乌、兴国、东塘、木口村、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与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农村调查〉序言一》(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8页。】;除1927年11月在井冈山所作的永新、宁冈两个调查丢失外,其余都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这10个中央苏区调查,依照调查开展的时间先后,可分成四大类型:其一,寻乌调查,该调查重点在于如何解决中间阶级土地问题,其选题酝酿时间长、地点恰当、条件充分,是毛泽东所有农村调查中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典型调查;其二,兴国调查,它是主要立足于补充寻乌调查中缺失的贫农问题的专题调查,具有选题明确、纲目系统、内容丰富的整体性特点,是毛泽东军旅途中一次典型的专题调查;其三,赣西南系列调查,它们产生于毛泽东1930年11月率军战略转移的行军途中,包括东塘、木口村等6个调查会、情况汇报或资料收集,在选题、内容、时间等方面都与前述两类调查不同,具有较强的随机性、零散性,因而可将其一并归为毛泽东行军途中的随机调查;其四,长冈才溪两乡调查,调查样本都是当年的“模范乡”,调查时间则在前后相连的几天之内,目的都是专门为次年初即将召开的“二苏大”会议提供已经有明确结论的指证性社会调查。

目前,关于毛泽东的长冈才溪两乡调查,国内不少中共党史权威专家尤其是江西、福建方面的专家,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形成了两乡调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黄春开:《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12期,第21—23页;毛立红:《从〈才溪乡调查〉看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及其启示》,《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6期,第117—120页;孙众超:《毛泽东与〈才溪乡调查〉》,《福建史志》2016年第6期,第9—13页;等等。】或“榜样”【黄坤明:《从〈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探毛泽东的农村调研思想》,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当代世界出版社1993年版,第57—70页。】,是“毛泽东民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钟健英:《〈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民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2期,第131—135页。】和“毛泽东群众路线观形成的重要基础”【石仲泉:《才溪乡调查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6期,第1、4—6页。】或“标志性著作”【肖飞:《从〈长冈乡调查〉看党的群众路线在乡苏社会动员中的作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6期,第36—40页。】等结论。然而,上述有关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的评价,既缺失对其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其它调查和毛泽东思想发展节点层面的双层观照,亦未能把握住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区别。本文以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为研究基点,将其置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所作所有调查、毛泽东思想发展节点和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区别等层面上,通过对上述四种类型调查开展比较分析,从而呈献史学视野中的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新评价、新认识。

一、才溪长冈两乡调查的主要特点及内容

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期间所作的调查目的、调查内容完全相同的一类调查。两乡调查地点,一个是江西赣南的兴国县长冈乡,一个是福建闽西上杭县的才溪乡;两乡相距二百华里左右,但调查工作都在1933年11月中下旬【关于《长冈乡调查》的时间,大多依据《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记录只显示1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认为是1933年11月中旬,见《毛泽东与兴国和长冈乡调查》,《党史文苑》2014年第2期,第9—14页;关于《才溪乡调查》的时间,据才溪纪念馆的研究资料认为是“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1933年12月经过十多天的调查”以后返回瑞金。见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06页。因此这里将两次调查时间确定为1933年11月中下旬。】几天内完成。尽管长冈乡调查早于才溪乡调查,但两个调查时间处于前后连接状态,且进行调查的背景、问题导向和目标可以说完全相同。就现有两个调查形成的文本看,尽管调查文本字数相差不少,但所呈现的内容和说明的问题却基本相同;其调查目的都是通过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向“二苏大”及国内外证明与宣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人民性、正义性和获得的伟大胜利。

(一)呈现了苏区全民皆兵参加苏区革命战争的景象

众所周知,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是在国民党政府军的不断“围剿”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自1930年12月始至1934年,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先后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为打破“围剿”,在中共的领导与组织下,苏区人民以“军事化”【《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以下凡引自该文集者,均只标明篇名及页码。】形式全面组织起来:7岁到50岁(有的地方是45岁或55岁)的男女,除病残者外,都编入了各自的组织,如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红军预备队、“模范营”等。其中青壮男子都上前线参军参战,形成了反对军事“围剿”的全民皆兵图景。才溪、长冈两乡的调查显示,在才溪乡,上才溪554个16岁至55岁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去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总数88%;下才溪765个青壮年男子,去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占总数70%【《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41页。】;在长冈乡,16岁到45岁的青壮年男子共407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02人,比例已达到了79%,而该乡“通过”的提案则进一步提出:要“全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第296页。】。毛泽东在调查总结中说:“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和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03—304页。】两乡调查展现的是一幅中共领导下的中央苏区人民全民皆兵参军参战的景象。

(二)彰显了中央苏区人民初步的民主追求和阶级性实践

以当年苏维埃革命及苏维埃宪法关于苏区人民民主追求的“初心”而论,人民的民主权利就包括了知情权、言论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利。因此,对于苏维埃第二次基层乡村选举,毛泽东在两乡调查中都给予了重点的关注。调查报告显示,不论是上杭的才溪乡,还是兴国的长冈乡,人民民主都是中共在战火纷飞时代的追求与实践的聚焦点:在政治上,明确了民主的阶级性,提出选举权赋予除地富阶级和16岁以下的一切所管辖居民;在思想上,重点宣传了选举的意义,“讲过去阶级未分清楚,现分清了,故要选举”【《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第294页。】,要“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37页。】;在组织上,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者和候选人进行批评,择优推举候选人;在选举程序与方式上,张榜公布候选名单,公开选举。查看两个调查文本,全文不足两万字的《长冈乡调查》和不足一万字的《才溪乡调查》,关于苏区基层政权中的代表会议、选举工作、乡苏政府建设的内容,其篇幅都在1/3与1/4之间。尽管现代民主发展历史已证明,战乱动荡或群众运动中,不切实际的民主追求往往易于性质完全变味甚或导向民粹,但两乡调查却使人似乎可触摸到当年苏区基层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对民主的热烈追求和积极实践。

(三)展现出军事化特点下苏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长期不间断的反“围剿”战争的特殊环境,必然改变苏维埃地区人民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在生产上,当地青壮年大多当红军,导致劳动力严重缺乏;因战争和封锁,当地本就很少的耕牛更加稀缺;快速扩红的背后是庞大的红军家属群,需要组织劳力帮扶。在生活上,一是苏区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汇聚数量巨大的物资,支持前方庞大军队的作战,这必然大大减少了后方百姓的生活消费;二是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不仅使苏区经济受困,连生活所需的基本食盐供给也十分困难;三是苏区众多的红军家属和孤寡老人需要照料,苏区政府负担沉重。面对如此生存景况,中共领导下的苏区只能立足内部自救图存。苏区首要的工作就是组织生产、生活自救。才溪、长冈两乡均以各种合作社“统筹全局”进行生产、生活。在生产方面,苏区开办了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村村建立了“耕田队”或“劳动合作社”,用以调剂劳动力,推动“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43页;《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09—312页。】,开荒增产,多种杂粮蔬菜“以备春荒”;在生活上,两乡苏维埃政府均设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互济会等【《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46—347页;《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15—316、321页。】,调剂军民基本生活物资,并把筹款、捐款、借钱、借粮、发行推销公债、开展节约捐献等运动和慰劳红军、救济家属及难民等等,作为乡村苏维埃政府的日常具体工作,甚至细致到提倡儿童“少吃果子,多买公债”,“每人节省一毛二”,发动“节省香烛钱运动”【《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第290—329页。】。如此才得以保障在特殊的生产生活状况下,红军前方作战能获得广大苏区人民的“倾其所有所能”【温锐、谢建社:《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毛泽东的两乡调查显示:各种生产生活组织中,“合作社第一好”【《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46页。】;除食盐困难更突出和犁牛合作社问题难以解决外,才溪乡的农民竟然还出现米、肉等生活物资“比以前多了”【《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48页。】的状况!

(四)展示了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结合下苏区基层干部强大的执行力

面对农民“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心态,要动员与组织广大农民加入红军参与作战;要在经历数千年专制统治的传统乡村,将农民导入鲜活的民主程序;要在本就经济贫弱的省际边陲山区供养一二十万军队以及帮扶大量红军家属生活,这等天下难事何以想象!然而,就是这样的天下难事,竟然在几年战乱中由乡村苏维埃基层政府变成了现实。两乡调查显示,苏维埃政权定位为工农革命专政政府,阶级斗争贯穿始终,查阶级、讲阶级,方法是群众运动式;区乡政府下设土地、山林、查田委员会和各种工作委员会;各村都有贫农团、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突击队、宣传队;经济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上级还有检查巡视组。【《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第297—331页;《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39—342页。】整个乡村工作层层相扣,联结着“全村民众象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第336页。】,扩红、查田、拥军、优属、筹款、捐款、借钱、借粮、发行公债、节约、捐献、慰劳红军、逃兵归队、没收以及土地山林管理、水利桥梁等,乃至卫生、社会救济等各项工作竞赛,均以运动式推进,展示了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结合下的强大执行力,从而创造出苏区第一等“模范乡”。这不得不令人为当年中共以军事化打造的地方苏维埃基层政权的执行力感到震惊!

综合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的上述内容,比照前述学界关于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的评价,笔者认为,评价的恰当与否,必须置于苏区战争年代“农村军事化”【《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46页。】和阶级斗争化的特殊大背景下。苏区基层政权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各项工作中,都是通过军事化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方式推进,进而实现基层乡苏政府能“像网一样”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形成了“强悍”的执行力,才能将“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因此,我们若将当年毛泽东具有战时军事化特色的民生思想定位为民生思想的战时发展阶段,应该也是准确的。然而,若将这种“战时民生”直接等同于毛泽东一般“民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进而又抛开寻乌调查及《调查工作》(1930年春)在思想理论与方法中展示的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并将这种特殊战争环境中的各类“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划等号,则显然不太恰当。同时,将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称之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或“榜样”,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两乡调查都发生在中央苏区后期,在苏区革命已处于极端困局的情况下,开展两乡调查的直接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二苏大”准备政治报告,提供指证与盛赞苏区革命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材料,也为提升苏区人民坚定革命斗争的信心和推广乡苏政府工作提供范例;加上两乡调查所选择的样本都是单一的“模范乡”,与后文所述的寻乌、兴国调查迥然相异,毛泽东甚至都来不及到长冈才溪两乡实地作调查,而是在瑞金沙洲坝村找干部谈谈,【凌步机在《毛泽东长冈、才溪乡调查史实辨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对毛泽东作两乡调查史实辨析后,认为毛泽东1933年11月18日、11月26日作长冈、才溪乡调查,地点都是在瑞金沙洲坝;蒋伯英在《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述论》(《福建党史月刊》2017年第5期)一文中也有基本相同的观点。】其先入为主的成份也较大。因此,即使将其与同时期毛泽东的其它调查文本相比,两乡调查也难以上升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典范”,更难说其是农村调研的“榜样”。

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与寻乌调查的比较

与前述的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相比,毛泽东1930年5月在江西南部寻乌县所作的寻乌调查,在毛泽东一生所作的社会调查中地位特别突出。该调查完成后,毛泽东先后整理形成了《调查工作》(1960年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两项重要成果,其主要特点及内容可归纳为四大方面:

(一)具有长时间酝酿思考和天时地利人和的特点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苏区时期开展的社会调查都发生在战乱军旅之中,除具有问题导向明确这一共同特点外,基本还具有应急与临时性的特点。然而,毛泽东作寻乌调查,却具有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天时地利人和的特点。在选题上,关于如何解决好苏区土地革命中富农及其中间阶级问题,如何认识农村商品经济问题,自1928年井冈山土地革命始,经1929年兴国土地法修改、共产国际加紧反富农指示,再到1930年“二七会议”的分歧,毛泽东一直想要获得“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寻乌调查》(1930年5月),第42页。】。在调研个案、调研角度选择上,1930年5月毛泽东转战来到寻乌县,该县地处赣闽粤三省省际和农村家庭经济连接沿海的三省商贸孔道,是调研土地革命中富农及其中间阶级问题和准确认识农村商品经济最恰当的典型地区,因为“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寻乌调查》(1930年5月),第42页。】。在调研时间保证上,毛泽东率部来到寻乌县后,部队分散于周边三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段宝贵的休整期使得毛泽东能集中近20天时间全力以赴投入调研。在具体调研人员配合与对象的选择上,寻乌调查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领导者古柏的配合,选择的调研对象均具有代表性,且多是当地经济社会“通”,这保证了研究的相对准确性。这些情况,在毛泽东一生的社会调查中可以说具备罕见性。

(二)为研究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寻乌调查从商品经济角度观察当年的寻乌城乡,紧扣境内外传统商道与圩场、市镇构成的赣闽粤省际商贸市场,调查考察农村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调查全文以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交通、寻乌商业、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和当年寻乌的土地斗争共5章39节104个小目展开,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省内外水陆交通、县乡圩场、行业店铺、商业往来、商品种类、土特产品、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剥削方式、乡风民俗、宗教会社、阶级关系与矛盾以及革命后的阶级斗争、革命后妇女婚姻等丰富的内容,体现了广集资料、深入观察、兼容并包的特点。其中调查的重点有:清末民初传统商品经济与沿海互动及发展程度,农民生产生活与地权、租佃、民间借贷、墟市、商道、贩买贩卖、挑担打工等经济博弈的紧密联系,新发户发家致富的努力,地富阶层发家上升的原因和大、中地主、小地主“新发户子”对革命的态度,乡村宗族、乡贤与传统乡村治理及乡村公共事业建设问题、阶级斗争情景中的农民平均主义,等等。【《寻乌调查》(1930年5月),第105—181页。】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刻画了广大农民及典型致富者形象,呈现了“新发户子”以农为本,赶集、挑担打工、贩买贩卖“三产融合”发家致富的真实状况,以及地富阶级勤劳且吝啬节俭发家的生产生活经历。【《寻乌调查》(1930年5月),第129—131页。】调查还介绍了贫农青黄不接和年关时节借贷50%利息的实物,仍然很难借到,地富宁愿借钱而不愿借谷等情况。【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84—217页。】寻乌调查为准确认识传统农村、农民及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优化当年的革命政策提供了重要而宝贵的资料。

(三)验证与完善了自井冈山开始的苏区土地政策

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始,苏区土地革命在中共的自我实践与共产国际指导政策反复变动的情况下,历经了没收平分一切土地和地权归政府所有,只没收地主土地与公地的人人均分或按劳动力分配,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变幻波动。当时中共党内的分歧和毛泽东的困惑是,到底应如何解决地富问题。通过调查,毛泽东看到,苏区内红旗一打起,就是没收平分的宣告,“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寻乌调查》(1930年5月),第173页。】,同时,平田政策“最直捷了当”【《寻乌调查》(1930年5月),第173页。】,争议也少。毛泽东认为:如要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参加革命,必须打破旧的农村秩序,“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寻乌调查》(1930年5月),第131页。】。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第22页。】,即土地平分时,地主与富农都应同样获得一份数量与质量大致同等的土地,如此,“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第22页。】;而在土地平分政策实施时,不仅要关注数量,更重要的是关注肥瘦问题,要在原来分田政策的“抽多补少”基础上,加上“抽肥补瘦”【《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第22页。】一条。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寻乌调查验证了他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的没收土地平分政策,并补充完善了“抽肥补瘦”的内容。这些举措不仅确定与优化了苏区土地改革政策,也成为此后中共近百年最基本的土地政策,在中共农村改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形成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开启了中共重视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通过他一生中投入精力最多、时间最长、内容收获最丰的寻乌调查,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社会调查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将调查研究提升为中共领导革命的思想路线,其中包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第1—2页。】等先进思想观念。到1931年完成《寻乌调查》文本整理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第13页。】的论断。他认为,要做出正确的调查研究,在调研目的上,是立足于解决现实社会遇到的实际问题,向社会、人民寻求答案;在调研方法上,要有各种调查会、座谈会、访谈会、史料收集等不同方式;在调研态度上,要眼睛向下,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迈开双脚深入民众,走向田间、地头、商店、农家,做到“每事问”;要精选调研对象,从身边事谈起,引而不发,让调研对象说话与对话讨论等,从而获得正确的调查研究信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形成的上述调查理论与认识,丰富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

综上,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与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相比,尽管两者革命目标一致,但放在毛泽东一生的经济社会调查史上,则是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资料最丰富及现实与学术价值兼具的最优典型调查;也是20世纪上半期中外学者在中国所作的优秀的社会调查之一。它不仅对当年苏维埃农村土改政策的优化与制定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而且在中共党史上开启了重视调查研究之风。更为可贵的是,该调查抛弃成见,广集资料,被称为农村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百科全书”,【姚玉珍:《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现实启示》,《老区建设》2011年第14期,第9—11页。】其中融合的农民与市场经济关系、传统农村经济制度、乡村治理等资料,对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乃至当今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价值。如真要使用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典范”或“榜样”等评价,寻乌调查倒是当之无愧。寻乌调查“努力把苏俄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Mao Zedong(Author),Roger R.Thompson (Translator):REPORT FROM XUNWU,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3.】,旗帜鲜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其展示的哲学思想及其调查研究方法,被中共党史界认定展示了中共“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版,第298页。】,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节点。此外,如要论及毛泽东的战时民生思想,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关注和确定的认识,即在苏维埃革命中基本土地政策的设置,要使各阶级“都能过活下去”【《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第22页。】等观点,则是当年特殊战争环境中最基础或更准确的民生思想。这些都是毛泽东其它中央苏区调查所未能达到的高度。

三、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与兴国调查的比较

与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相比,毛泽东于1930年10月下旬所作的兴国调查是在部队驻守与会议间隙中进行的有关贫农问题的专项调研。当时,国民党军正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0月25日至11月1日期间,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达江西新余县罗坊镇,为正确地判定军事形势、当前任务及部队行动方针,在此地召开了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参加的罗坊会议。所谓兴国调查,就是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来自兴国的八位贫农红军战士,在罗坊召开的贫农问题和农村土地革命调查会。调查会记录的内容经由毛泽东1931年1月在宁都小布进行了整理,取名“兴国调查”。兴国调查的主要对象是贫农阶级,通过对八个贫农家庭的观察,分析该地区的旧有土地关系、斗争中各阶级状况、土地分配情况、土地税问题、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农村军事化等七项内容,全文共计四万多字,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内容和特色:

(一)丰富了有关传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料和认识

调查以兴国八户贫农家庭经济社会状况为切入口,涉及每个家庭的人口、劳力、生活、家庭成员及文化程度、职业身份等方面,进而深度透视了革命前的农村旧有土地关系、阶层变迁、商业往来与白鹭市场、传统乡风文化、租佃与借贷、剥削方式、阶级矛盾与斗争,窥见了传统农村的基础。【《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83页如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好赌、懒惰,死了牛,天灾人祸等导致其生活的困苦【《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98页。】,可见阶层分化的主要原因;贫农的生产生活与市场及手工业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贫农生活不足,靠打工、经商、砍柴养猪卖等来贴补家用;地富中较为富裕者,大多因商业经营,集中居住于兴国与赣县交界的白鹭墟场,而成为不在乡地富【《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01—202页。】,他们除出租田地外,多数留有田地自耕,地主、富农以及中农还会“捐集谷子起个义仓,荒时寒月接济贫民”【《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04页。】,体现了农村中勤劳互助等传统乡风;革命前贫农因借谷、借债身陷“利上加利”【《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84页。】的“困苦”【《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97页。】,但这些“恶利”的实物借贷,贫农们却还需要“好大的人情”【《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03页。】才能办到;贫农通过借高利贷贩买贩卖,即使“路上不安靖”,但“去做生意的人并不减少”【《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11页。】,一个月来回广东梅州,其收入可获得较之务农的十倍【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84—217页。】;等等。兴国调查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农村经济社会研究资料,也深化了中共对传统农村经济社会的认识。

(二)展现了贫农群众在土地革命中的获益及其革命性

通过对八个贫农家庭的详细调查,毛泽东发现,原来艰难维持生计的广大贫农,土地革命后“叨红军的恩典”【《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87页。】,分配了土地和山,特别是抗了租、平了债、平了地富的谷,物价也便宜了,如米、牛、肉等,还“‘由’了老婆”,省却各项应酬费,减少了烟赌与盗贼【《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20—221页。】,等等;最主要的是贫农政治上“取得了政权”,“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21页。】,“具有广大的权威”【《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议》(1930年10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7页。】;同时,在过左政策打击工商业的同时,贫民小贩却获得甚多【《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30页。】,也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力量。广大贫农贫民生活得到改善,“心里欢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87页。】,成为支持苏区革命的中坚力量。

(三)突显了“加紧反富农斗争”使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升级

与寻乌调查相比,随着共产国际指导政策不断加强反富农斗争,兴国调查在深化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商人、游民,尤其是贫农等农村阶级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对富农的重新认识。它通过统计本区富农在革命初期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和阶级斗争残酷性展现出来的结果,认为富农在旧有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中,是农村“完全的剥削主义”【《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04页。】,在土地革命中的表现很反动,甚至“整个的反动”【《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13—216页。】。因此,寻乌调查对待富农的主张,不过是要平富农的田、废富农的债、分富农的谷,多强调经济上打击富农,而兴国调查则表现出肉体消灭地主富农的情况,抄家、焚屋及对地富阶级的杀戮现象屡屡出现,甚至视富农加入革命也全是反革命“投机”【《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16页。】行为,要“把他们打下去”【《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16页。】。调查反映出苏区对待工商业者政策过左,加上战乱,爆竹工人失业,商店店主分田只分得一半,政府没收商店把货给贫民,严重打击了工商业。毛泽东认为,这些左倾政策迫使地富为匪造反,拿“白色恐怖”【《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930年11月14日),第271页。】加以报复,导致革命发展阻力增大。

(四)呈现了综合平分土地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反复分配问题

毛泽东通过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和6月的南阳会议,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政策统一确认为通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土地与人口综合平分。10月的兴国调查,目的之一就是了解这一土地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调查发现,因各地革命有先后、政策有变动,实际执行时,既追求快速高效分配,又要实现平均分配目标,上头命令“三天分完”,而实际上“七天分完”“八天分完”【《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33页。】,时间已是十分的短促;为追求平均,“今年三月分田”,“抽多补少”;“今年八月……重新分过,抽肥补瘦”【《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86页。】,有的地方还分三四次的【《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1930年11月),第264—267页。】;分配单位,上头是以乡为单位,实际全是以村为单位,田少就多分山【《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33页。】;为求“公平公正”的“抽肥补瘦,彻底平分”,便有了土地不断反复分配的严重问题。加上规定“即刻过耕”“分田分青”或者“原耕六成,新户四成”【《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99页。】等方法,苏区解决了土地分配的数量、肥瘦及过户问题,但出现了农民不安心耕种和鳏寡孤独病残所分土地需要政府派人耕种的问题,还面临工人、雇农、商人以及游民因战乱失业也分了田而无法耕种等问题。【《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99、195、221、231页。

(五)展示了苏区基层政权及社会管理军事化与政治运动式的基本特征

据对永丰乡政府、组成人员及其区、乡、村社会社区管理的调查显示:农村基层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分区政府、乡政府以及村政府三级;村民从8岁到55岁,按年龄划分组成童子团、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再设纠察队、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以及红军独立团,农村军事化是为苏区基本特征【《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46—251页。】,以至政权建设也体现为军事化特色,认为有赤卫大队就可以替代村政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245页。】;新的农村政权及其各项管理措施,呈现出军事化支撑下的政治运动方式,如分田运动、抗租抗债运动、破除迷信运动和参军运动等,军事化推动农村政权建设、社会社区管理和运动式工作作风成为农村发展趋势;在政府工作情况调查中,新政权就已经出现了官僚主义、没收物品拿去卖钱、调漂亮女子到政府办事以及强奸民意等弊病。这些调查材料丰富了毛泽东有关苏区革命及乡村调查的内容。

将兴国调查与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相比,两者所关注的乡村政权的内容具有了很多的共性,如农村军事化、苏维埃政权建设、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只因兴国调查时间在前,这些内容都为后来的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所继承或强化了而已。但是,兴国调查在调查地点选择上,与寻乌调查似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具有“三省”或“三县”“交界”和“明白了这一区”,其它“都相差不远”【《寻乌调查》(1930年5月),第42页;《兴国调查》(1930年10月),第182页。】的典型性,而与长冈才溪两乡调查的单一“模范乡”选择格调完全不同;兴国调查的目的是立足于寻乌调查前后确定的苏区土地革命早期政策的实践适配性,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则立足于总结与赞颂苏维埃革命,也呈现了与兴国、寻乌两类调查特点的巨大不同;同时,兴国调查还是寻乌调查关于传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内容的补充,如涉及贫农阶层专题调查及其革命态度、农民兼业及其与农村商品经济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农村阶层分化、农村借贷、土地分田后鳏寡孤独无力耕种、荒田等等问题,均有更为具体的鲜活个案或新的重要发现。

四、长冈才溪两乡调查与赣西南系列军旅调查的比较

这里统称的“赣西南军旅系列调查”共计6个,除了《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主要来自1930年10月吉安王怀等地方干部的报告外,其余东塘等5处调查都是在11月进行的。

赣西南军旅系列6个调查,与前述长冈、才溪、寻乌及兴国调查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意性和随机性。它们基本都是针对某项具体政策或具体问题,随机与随时开展的调查或资料收集:如了解分田后富农的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1930年10月),第252—253页。】和农村米谷流通问题、土地分配情况【《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1930年11月),第264页。】及以村为单位分配问题【《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第254页。】、分青和租佃问题【《分青和出租问题》(1930年11月15日),第275页。】以及土地斗争存在哪些错误【《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930年11月14日),第271页。】,等等。将它们加以概括,总体呈现了五个问题的收获:一是在寻乌、兴国调查基础上,以“原耕总合平分”及“抽肥补瘦”实现土地平分的政策得到了坚决贯彻;二是发现以村为单位分田不利于贫农【《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第254页。】,并肯定了“分亩分青”【《分青和出租问题》(1930年11月15日),第279页。】政策;三是土地反复分配导致大量荒田与群众“反水”现象等【《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930年11月14日),第271页。】;四是发现了分田后出现的土地抛荒和鳏寡孤独无力耕种现象,提出了“新租田制”和“要分定”的问题【《分青和出租问题》(1930年11月15日),第279—281页。】;五是进一步证实不断加紧的“反富农斗争”,呈现出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有所发展,促使地富走向反革命阵营等问题【《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21日),第283页。】。

1930年11月的赣西南系列调查,在原有寻乌、兴国调查的基础上,触及了土地革命开始后关于传统土地租佃与农民地权等问题的认识,具有对寻乌、兴国调查相关土地制度主要政策加以补充与完善的重要价值,推动了不久后恢复租佃制和确定农民土地所有权两项重要政策的实施,因而在中共农村土地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赣西南系列调查具有随机性、零散性特点,无论在调研时间、方法、选址还是内容上,皆与长冈才溪两乡调查,尤其是寻乌、兴国调查完全不同,因而构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另一特色。然而也正是这一系列军旅随机调查所拥有的上述独特性,反而较全面地体现了毛泽东随时随地坚持作调查研究的思想认识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即便站在整个中央苏区革命史角度观之,其重要性也是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所不具备的。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vestigations in Changgang, Caixi to Mao Zedong's Other Investigation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en Rui   Li Ting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s in Changgang and Caixi, Mao Zedong made during his sta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had the same purpose and content, which showed that under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of the combination of militarization, class struggle and mass movement, all the people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joined the army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 of democratic pursuit, the wartim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the powerful executive power of political power at the grass-roots. At present, the CPC historiography circles have high evaluation on the investigations in Changgang and Caixi, but there is a lack of multi-level comparison and consider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in Changgang and Caixi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y will be classified, compared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respectively, including the othe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conducted by Mao Zedong during his stay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development nodes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ss line and mass movement, which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nvestigations in Changgang and Caixi accurately,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new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s in Changgang and Cai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Mao Zedong; investigation in Changgang; investigation in Caixi; Central Soviet Area;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comparative study










来源:苏区研究   自《苏区研究》2020年第5期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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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邱泉斌
审核:吴   璐
监制:黄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