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形塑: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

2023-05-26 10:35

摘要:“调查研究”作为中共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表述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般词汇和术语演变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成为一个关乎革命道路、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工具方法的总体性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构成了理解“调查研究”概念的核心。调查研究概念的历史就是中共革命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的意义浓缩,反映的是中共在革命复杂性中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政党自身成长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概念史
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调查研究”是一个常见常用却很少得到深究的概念。调查研究作为中共政治传统和制度化的工作方法,形成于革命时期,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之中。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共调查研究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调查研究史料考证和运用、调查研究文本解读等方面,对其概念本身的探讨尚付阙如。社会实践中的概念从来不是抽象的语词,而是内含着一种社会历史形塑机制。这种社会历史形塑机制,通过社会历史辩证法塑造着概念的社会历史内涵。毋庸置疑,通过历史溯源来理解一个概念是一种有益的做法。理解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概念,需要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换言之,要理解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概念,首先需要弄清楚它在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起源和形塑问题。在根本性前提的意义上,中共革命语境中调查研究概念的起源和形塑问题是否得到科学解答,直接关系着我们能否为理解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概念筑造一个相对稳固的理论地基。
“调查研究”作为固定词,最早出现在毛泽东 1941年 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而“调查研究”的意涵,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在中共革命语境中有两种不同的概念解释类型。第一种是把调查研究当作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继承五四运动前后知识青年关于“新村”想象而开展调查研究的传统,即调查研究主要是作为一种观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通常与“统计”“调查统计”等相同,仅有工具属性,未必有特定的政治意涵;第二种是把调查研究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活动,与马克思主义观念体系相契合,塑造着政党结构和政党文化,为政党及其成员提供行动导向和实践知识,是政党及其成员需要遵守的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具有价值导向和政治性特点。上述两种类型的概念解释,源于中共革命语境中调查研究概念所内含的工具性与价值性(政治性)的不同视角。虽然这种工具与价值二分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革命语境中调查研究概念的内在张力,但却无法让我们从动态性和整体性意义上准确把握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概念——调查研究这一概念是如何进入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它在中共革命语境中发生了何种变化?它被赋予了怎样的特定政治意涵?它又是如何塑造政党结构和政党文化,并成为中共党员普遍行动规范的?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概念史角度,即概念的社会历史形塑视角来重新探究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概念,以期通过揭示概念的社会历史缘起、演变、形塑来深入探究中共革命语境中调查研究的总体意涵,进而为理解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概念奠定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概念还是历史发展的表征,考察调查研究概念的形塑,还可以理解中共革命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形成,进而揭示中共在革命复杂性中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政党自身成长。
一、方法与道路:调查研究概念的初始形塑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调查”通常是“调”与“查”分开使用。“调”具有“计算”“算度”等意,如《汉书·晁错传》:“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颜师古注曰:“调,谓算度之也。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再如《资治通鉴·齐纪十》:“敕太官办樵、米为百日调而已。”“查”则有“考察”“查究”“稽考”之意,如明代焦竑在《焦氏笔乘·公移字》中将“查”字释为“音义与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义”。与此相似,《正字通·木部》将“查”字释为“俗以查为考察义,官司文移曰查”。虽然中国古代“调”与“查”分开使用,但其意涵与现代“调查”意涵较为相似。而且作为人类一项社会活动,调查古已有之,是统治者掌握国情、实现统治的重要方法和工具。
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是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人口、财政、安全治理等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西方现代社会调查知识体系逐渐形成,并被当作“国家科学”。晚清时期,为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也把社会调查、调查统计等现代技术方法引入进来,并使其与中国政治改良、社会改造等相结合,开启了调查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之路。虽然不同政治思潮竞相涌现、不同政治力量竞相登台,但是内含进步意识的现代社会调查和以调查统计为基础的社会改造理论却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受,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社会调查实践此起彼伏,“调查”也定型为固定词,成为“俗言”得到普及。1915年编辑、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在引用上述颜师古对“调”的释义后附言“今俗言调度、调查亦此意”。
五四运动后,改造社会的呼声日渐强烈,社会调查成为知识青年的普遍自觉。毛泽东等人开始注重通过调查来研究社会和人生面临的“所必需”但“尚未得到适当之解决”且影响进步的各种“事或理”、各种问题。为此,认识和改造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中国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李大钊等人则通过创办中国财政经济学会,“研究经济学理及调查事实”。此后,以人力车夫、手工艺者、工人、农村与农民以及自杀等社会现象为主的调查活动,成为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了解社会情况和实现社会改造的重要方法与道路。
如果说晚清以降知识青年在追求社会改造中形塑了“调查”,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重塑了“调查”的意涵。即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吸收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方法,更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理解和开展调查活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调查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调查的区别所在。而这一立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调查研究”中的“研究”上,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规律等。马克思从实践哲学高度对调查研究作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解释,赋予了调查方法论以革命性变革。在他看来,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观察、思考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调查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实践范畴,是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也是将理念付诸实践的重要机制。在革命实践中,“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革命政党亦是如此。为此,要通过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也就是说,调查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步骤。革命政党基于革命实践需要,对革命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革命政策,开展革命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形塑是与中共对革命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紧密联结的。中共成立伊始,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这也直接反映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的运用上。党的一大,中共就把社会调查和“实行社会革命”这一“党的根本政治目的”结合起来,通过在工会、农会等组织中设置调查机构,开展以了解、组织和动员“工农劳动者”为目的的调查活动。检索大革命时期的中共文献,“调查”主要就是了解和掌握情况、搜集材料等的常见词汇。如在农民和农村调查方面,1926年 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补充规定乡农民协会调查工作任务,即负责“调查及统计乡中农民生活及教育之状况”。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规定,农民协会宣传部日常部务工作包括“实行农村的调查工作,如土豪劣绅等租率、利率、物价、地价、工资,农村社会组织与实际情形;搜集并调查各党派及社会各阶级对农运的言论”等。再如,在党组织调查方面,为加强支部工作和组织统计工作,1926年 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告指出,调查统计工作是“极重要工作”,不仅“可以计算我们的力量”,“考察我们工作的成绩”,而且“可以作我们各种工作进行的准绳”。各级支部要有专人负责调查工作,按月如期填写党支部、党员情况调查表“呈报上级组织”。此外,“调查”还偶见作为名词使用,用于表示“调查表”“调查报告”等词汇的缩写。如 1926年 1月 22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第一号通告,要求各地报告农民运动情况和计划,进行农民调查,并将“各县农民状况作有系统的调查汇齐寄来(调查表另附) ”。可以看到,中共成立初期即开始通过调查的方式了解和掌握中国社会情况,客观上使“调查”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开启了调查研究的初始形塑。但不难看出,此时“调查”意涵仍是在“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的工具方法层面,并未发生质性转换。
实际上,调查研究的初始形塑与中共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密切相关,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从无产阶级先进性和苏俄革命成功经验出发,中共从成立伊始就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而非乡村的农民运动。虽然毛泽东针对党内出现的“忘记了农民”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以及“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通过调查研究得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等重要论断,提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等重要观点,但未能引起党内广泛关注,成为全党共识。1926年 9月,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作序时就指出的,“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等许多工作之外,还应“要有大批的同志”“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开始研究农民问题。但“说到研究农民问题”,由于“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及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八七会议上剖析大革命失败原因时指出:“党过去的指导是照多数主义及国际决策做去的”,忽视“客观的事实”。八七会议不仅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纠正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调整和制定了土地革命政策,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毛泽东等人通过调查研究探寻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的认同,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认同。正如列宁曾指出的,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不仅靠原则性的论战来解决,而且会随着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得到解决。特别是有关党的策略、党的政治行动的意见分歧,结果往往是一开始持错误意见的人在实际教训的影响下以及事变进程本身的压力下转而走上正确的斗争道路,并把错误意见完全抛在一旁。大革命时期敌强我弱的革命现实,促使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党员以更加务实的目光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而调查研究则成为他们了解情况和制定政策的重要方法,为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概念形塑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思想路线:调查研究概念的形塑发展
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与推进,尤其在相对陌生的农村领导革命,在探索“土改怎么搞,仗怎么打”的过程中,中共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而作为党领导和开展乡村土地革命的有力武器,调查研究逐渐超越其工具、方法等原始意涵,与党的思想路线初步结合,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意涵,实现了调查研究概念的形塑发展。
井冈山斗争时期,基于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党的思想路线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作为克服党内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方法,写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决议案。决议案强调,党员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思想“政治化、科学化”。质言之,调查研究不仅是制定革命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而且是克服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实现党员思想政治化、科学化的方法。毛泽东首次明确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直接联系起来,使调查研究初步政党化,赋予调查研究政治意涵。
古田会议以后,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着“唯上”和“唯书”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将调查研究作为克服教条主义错误的方法,并较为系统地对“调查”进行了阐释和形塑。在调查重要性上,毛泽东指出必须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同时调查研究还是“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方法;在调查指导思想上,他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调查内容上,他提出既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也要调查社会各行各业的情况,尤其是“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在调查目的上,他认为“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调查方法技术上,他要求必须深入群众进行实际调查,运用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注重运用典型调查等正确的调查技术。与古田会议决议案相比,《反对本本主义》从调查意义、指导思想、内容、目的和方法技术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调查”的意涵。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与正确制定革命政策以实现对革命的正确指导相结合,而且把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结合,赋予调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涵。
调查研究不仅被明确赋予马克思主义新意涵,而且以决议案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红四军乃至苏区党组织表达自身革命的经验、预期和行动的重要方式。1930年 10月,中共赣西南特委讨论组织问题时强调,调查研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任务”,并要求特委督促下级党部作调查统计工作。赣西南特委关于调查研究的认识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研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任务”表明苏区党组织对调查研究认识的转换,意味着调查研究已经超越方法、工具和技术层面,获得了组织属性,具有刚性约束要求,是调查研究获得新政治意涵后在组织和行动上的反映。
历史基本概念对社会政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或者说,概念中所内含的话语行动与实践行动是交互影响的。因此,概念史研究不仅是语义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且是“社会实践史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考察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调查研究概念的形塑,还需要回到中共社会实践史之中,即在概念引导政治实践中观察调查研究概念的形塑。1931年 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4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要求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各级政府“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做符合“实际事实的调查”,防止“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并对《反对本本主义》中“没有调查,没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至此,调查研究实现了从红四军地方军事体系到中央军事体系的演进,从文本话语转化为实践行动,成为红军的日常工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和规范了苏区党组织与党员的革命观念和实践,并被扩展至苏区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组织体系建设和工作实践之中。及至 1934年 4月,随着基层苏维埃政权工作指导文件《乡苏怎样工作?》的颁布,村级组织建立和完善调查工作机构后,苏区调查机构在横向上实现了党政军以及工会、革命互济会和妇女委员会等群众团体的全覆盖;在纵向上实现了从中央到村级组织的全覆盖,形成了上下贯通、纵横交错的调查工作网络。调查工作网络的建构,是调查研究与党的思想路线相结合形塑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因此,与其说中共以制度化方式建构了调查工作网络,不如说是中共以调查研究的形式将党的思想路线付诸实践,重塑苏区党员和党组织。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共的调查研究更多呈现的是工具方法层面,更多是出于党内部分党员认识和改造世界方法论自发本能的话,那么,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逐渐超越了工具方法层面,进入中共政党和革命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观念相联结,成为苏区党组织和党员革命规范性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指南,更多是基于党内部分党员对乡村土地革命实践的现实考量和对“地方性知识”的总结,带有从“自发”到“自觉”转变的意蕴。这一转变与中共由土地革命实践而获得的革命认知密切相关。实际上,土地革命是中共基于中国革命实际而作出的策略调整,但如何领导和开展土地革命、制定“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当来自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和指导,以及党内“本本主义”者抽象的革命理念和政策付诸实践而遭遇失败时,当党内出现“不 “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问题时,中共就要重新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思考如何“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去指导斗争工作”。这个方法就是调查研究。为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实践上将调查研究与土地革命相结合,通过调查研究不断调适革命政策,而且从理论上将调查研究与党的思想路线相结合,初步赋予调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涵,并通过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重塑苏区党组织和党员的革命观念和实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虽然调查研究工作随着“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领导地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则“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而被边缘化,但是毛泽东等人在苏区推动调查研究政党化的探索和实践,为全面抗战时期调查研究概念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调查研究概念走向成熟
调查研究是架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现实的重要桥梁,是领导和开展中国革命的正确方法。而理解和运用调查研究的前提或者核心是正确理解并“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包括“注重学风”和“注重党风”两个阶段,“学风”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党风”主要是“实践问题”。也就是说,整风包括思想上的整风和行动上的整风。思想上的整风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关键,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以此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行动上的整风以把“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为关键,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以此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样,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接从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的角度重新阐释和提炼调查研究意涵。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尤其是全党调查研究实践,调查研究的概念本身实现了政党内部的重塑和再造,一个现代性的政治概念几近成熟。
首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在“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等主观主义错误的同时,把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联系起来,进一步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意涵。文章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重新阐释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认为知和行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而知和行的统一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过程,进而揭示了认识发展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总规律。为此,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继而“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与《反对本本主义》相比,《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系统探索、反思和弥补中国革命理论不足的问题,在对否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错误,以及“狭隘经验论”作了深刻的哲学批判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方法论上作了系统总结。文章虽然只字未提“调查研究”,但文中强调的实践主要是对“调查研究”等具体概念的抽象。经过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作为实践的具体形态,调查研究不仅是克服“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重要方法,而且是贯穿于“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是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科学方法。
其次,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高度,将调查研究与增强党性、转变党的作风等联系起来,丰富和发展了调查研究方法论意涵。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虽然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不同形式,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理论脱离实际,在工作实践中表现为“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都违背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主观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因此“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为克服主观主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以“转变党的作风”。毛泽东不仅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调查研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将调查研究与增强党性和转变党的作风联系起来,阐明了调查研究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及改造共产党人主观世界的重要作用,实现了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最后,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和发展的角度,突出强调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和发展的根本方法。为提高党员对调查研究的认识,1941年 9月 13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织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1942年 2月 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通过参加“革命的实际运动”,“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才“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通过调查研究,通过“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也就是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列宁主义的创立。同样,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中国共产党人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真正“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经典作家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联系起来,将调查研究提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此纠正和统一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知。
全面抗战时期,在对调查研究概念进行形塑的同时,中共还将调查研究的经验和理论转化为全党普遍的革命理念和实践。1941年 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中央和地方各级调查研究组织机构的设置、工作内容等给出了具体指导性意见。决定发出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纷纷响应,开始设置调查研究结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可以说,这两份决定标志着调查研究成为中共全党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指南。当然,调查研究的“顶层设计”还需要真正转化为党员个体的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或者说,调查研究是否真正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通过党员个体思想转变和实践来检验。1942年 4月 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该决定指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等决定以及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党员干部必须认识到充分掌握这些内容“是一个长时间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的问题”,“是没有那样容易的事情的”。决定还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领会这些文件的精神实质,并“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与思想作风”作了具体部署。同年 6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子野的《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想起》文章。文章指出,由于过去没有重视和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致使自己在思想上“有些主观主义的偏向”,在工作上有“没有调查而滥发言的这种不正派的作风”。为此,应当“切切实实地反省我们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深刻领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精神实质。文章虽然是王子野对自我工作及思想的反省,但也大致反映了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中共党员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新审视和对调查研究工作的认同。1977年 9月,陈云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而写的文章中回顾指出: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很多干部懂得了究竟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调查研究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一切工作不能靠装腔作势,不能闭目塞听,而必须从实际出发,首先从了解情况着手”。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在中央党校培训的学员也曾回顾指出:经过学习,大家真正认识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意义。
调查研究经由概念释义进而转化为组织行为后,深刻改变了党员的行动逻辑。广大党员将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视和理解直接转化为调查研究行动的自觉。以 1942年 1月至 1943年 3月张闻天主持的晋陕调查为代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以及党员干部组织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党员干部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又深化了自身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张闻天在晋陕调查结束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党员而言,“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对于工作而言,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直接决定一项工作的成败,为此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再如 1943年 9月 3日,时任中共浙东区党组织负责人杨思一在日记中记述了当天在“金水洼头”调查“租佃关系及减租交租状况” 后的体会。他指出,调查会“收获相当大”,“经过这次调查才知道减租问题上我们所提的具体口号是与实际要求牛头不对马嘴的”,也“使同志们更深切的感觉到调查工作是向群众学习最好的机会”。张闻天和杨思一关于调查研究的实践和认知具有一定代表性,大致反映了党内党员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接受和认同。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党员不仅在思想上“冲破了教条的囚笼”,而且“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体验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实现“彻底的自我改造”。而党员“自我改造”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被广泛接受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传统化的过程。
全面抗战时期,调查研究经过毛泽东进一步提炼和阐释,并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制度化和付诸党员个体化实践后,中共在回顾和总结革命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调查研究作为纠正党内各种错误的重要方法,并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结合起来,写入了第一份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应“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透视决议内容,调查研究至少包含三个理解维度:一是作为实践机制的调查研究,即“正确的策略指导”,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做出“正确的形势分析”,决定“正确的斗争形式”,以“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二是作为群众路线的调查研究,即调查研究是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三是作为自我革命的调查研究,即“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全党必须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通过调查研究,“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至此,调查研究作为全党共识以决议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需要普遍遵循的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标志着“调查研究”基本概念走向成熟。
结语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论的基石和核心则是概念。德国概念史学家科塞雷克认为,作为政治社会变迁重要标识的“基本概念”,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指示器”,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在革命语境中,“基本概念”既是修辞性的,又是工具性的,对重新构建和塑造社会世界与政治世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概念,不同的社会阶层及政治派别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调查研究”概念的形塑、运用及其对中共政党和党员的重塑集中体现了“基本概念”的这一特点。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般词汇和术语,到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调查研究的意涵与语境都同中共对革命的认知和实践紧密相关,其背后是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思想脉络,反映的是中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成熟。基于对中国革命的总体性理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批驳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将调查研究提炼、总结和抽象为一种普遍的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指导中共开展革命运动;同时,这也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生和以调查研究为核心的制度化工作方法的形成,重构了中共党员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共政党结构和政治文化。正是通过“调查研究”等基本概念,中共不仅系统地掌握了“批判的武器”,建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话语体系,而且在革命实践中成功实现了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转变。
调查研究概念及其意涵经由中共形塑后,通过辞典等工具书的传播而成为通俗化知识,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共组织层面,即通过政治性辞典工具书在中共组织内部传播,使调查研究意涵成为中共党员干部的常识性知识。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辞典》中,调查研究被释义为“人们对客观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对这一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的过程,是人们自觉地进行的一种认识活动”, “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由一系列逻辑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二是社会层面,即通过普及化知识辞典在社会层面传播,实现调查研究意涵的社会化和大众化。在“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汉语工具书《辞海》中,调查研究被释义为 “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通过调查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经过头脑的加工制作,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能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实践活动”。《辞海》还指出,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不难看出,两部辞典关于调查研究意涵的表述基本一致。这表明,经由中共概念形塑的调查研究得到普及,实现了概念本身的社会化。
从大革命时期,调查研究的使用更多侧重于突出工具方法层面;到土地革命时期,基于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和乡村革命的实践与探索,调查研究逐渐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思想路线相结合,获得了政党属性,被付诸苏区党组织和军队的实践;再到全面抗战时期,经过对中共革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后,调查研究被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层面,并经过制度化运作后付诸革命实践而走向成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概念。
作者简介:许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王建华,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福建论坛》2023年第3期   转自“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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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邱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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